（營口之窗“營口故事”）童 年 趣 事

我的故鄉蓋州是一座古城，城內有鐘鼓樓，南北向的大街穿樓而過，成為蓋州城里的一個景觀。

蓋州人將鐘鼓樓簡稱為鼓樓，南為下北為上，我家就在鼓樓上一個臨街的大雜院里，十幾戶人家，沒有圍墻、沒有籬笆，甚至出去也不鎖門……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就是這樣的。

大雜院里的孩子們自然成一伙兒玩伴。我的小伙伴有……老實說至今我也叫不出他們的名字，喊的都是綽號：大洋錢、肥得宰、小尾辮、二埋汰……大洋錢因眼大得名，肥得宰不用說了，小尾辮的后腦勺上留有一縷毛，二埋汰冬天的時候成天流鼻涕，他不停地用袖口蹭，結果袖口锃亮。

那時商店里沒啥玩具，但我們玩的很開心，彈溜蛋、搧啪嘰、轱轆圈、打冰老婆……有一天，我和弟弟們在屋里彈溜蛋，結果溜蛋滾進了立柜下面。立柜下面是一道縫，手伸不進去，好在那時家里是土地面，于是我們就挖了一條溝通向立柜底下，最后不但挖出了溜蛋，還挖出了一窩小耗子。

每當夜幕降臨的時候，我就和小伙伴們來到大街上。夜色迷蒙，街燈如豆，大伙兒站成兩排，肩扛木棍為槍，我在最前面做指揮官喊口令，學電影《夏伯陽》里軍隊敲著鼓點進攻的樣子行進在大街上。街上很少有車，行人也很少，我們踏得煙塵四起，那時城里是土路。等到誰家的大人扯著嗓子喊“哎——回家睡覺了”，于是便作鳥獸散。

那年春節，父親給我買了一頂皮帽。除夕之夜，我第一次戴上這頂帽子滿心高興地跟姐姐去文化館看跳舞。舞會結束的時候，人們一塊兒向門口涌去，忽然后面伸過來一只大手，一把抓走了我頭上的皮帽子，我喊我哭我發狂，但在潮水般的人流里，這一切都被淹沒了。舞場里的人散盡了，我和姐姐在地上找啊找，找到了一只破手套。

回到家，我站在門口不敢進屋。姐姐向父母說明了原委，父親鐵青著臉不言語，母親卻笑著說：“丟就丟了吧，我看那帽子就不順眼。”嘿，真是“三十晚上丟頂帽子——不好也說好。”

那年夏天，我撿到了一塊鐵板兒，我請白鐵鋪的師傅幫我剪成了一把大刀。黃昏的時候，小伙伴們圍攏在我的周圍看我耍大刀，還給我鼓掌。我舞得興起，連續轉圈，忽然一陣暈眩，身子便側倒下去，只聽“啪”的一聲，也不知手中的大刀砍在了什么物件上。我定神一看，只見二弟“哇”的一聲捂著眼睛蹲在了地上，血從他指縫間流了出來。我立時嚇傻了。父親聞訊趕來，一把奪去我手中的刀，卷巴卷巴用腳一踹，我的大刀便成了鐵餅子。夜里，父親帶二弟從醫院回來，我一看樂了，大刀砍在了二弟的眉毛而不是眼睛上，二弟的眉心因之永遠留下了一個疤。

有一天，父親放在柜頂上的五元錢丟了，在冰棍二分錢一根的年代這可不是個小數。父親讓我們哥四個站成一排老實交待。父親大概覺得我人品端正、三弟忠厚老實、四弟年齡幼小，都不具備“作案”的可能。唯有二弟了，他平時又愛翻跟斗、拿大頂，所以這種事兒非他莫屬，弄得二弟鼻涕一把眼淚一把的。后來派出所破案了，是鄰居一個男孩從我家后窗跳進來偷走了錢，父親知道后也不給二弟“平反”。

冬天的時候，我得了氣管炎，晝夜咳嗽。父親帶我到城關醫院去打針。恰逢注射室的護士到病房去了，父親和我等了好一會兒也不見她回來，父親便要親自給我打針。我不敢不讓他打，便咬緊牙關撅著屁股等那一下扎。等了一會兒我問父親，“你怎么還不扎？”父親說：“扎完了。”啊，扎完了？沒感覺呀。后來一想，父親是這個醫院的牙科主任，他成天扎人家牙床子，扎屁股那還不是“張飛吃豆芽——小菜一碟。”從此我對父親多了一份敬重。

秋日的一個下午，陽光暖暖的，我穿著母親為我新做的白汗衫、灰色背帶褲子，跟姐姐來到蓋州中心小學。

我上學了!——那是1958年。

（網絡圖片，版權歸原作者）

作者：姚志剛   原營口日報記者。退休后，加入河之韻合唱團，與伙伴們參加文化部在承德舉辦的“永遠的輝煌”合唱大賽，捧回了“木蘭圍場杯”；與3個退役軍人組成了“老兵快板組合”，獲得了第四屆“藝韻北京”曲藝大賽一等獎、第十屆北京快板邀請賽暨京津冀快板邀請賽一等獎和創作獎。

供稿作者：姚志剛

原創發布：營口之窗官網

版權聲明：營口之窗所有稿件，未經書面許可禁止轉載及截取使用。